過去四年，外資主要涉足中國的風能和太陽能市場，現在它們向第二代生物燃料技術以及節能技術市場邁進。盡管充滿各種風險，但中國已是世界上最活躍的新能源投資市場。 　　在一張寫滿英文單詞的紙上，美國Primafuel公司總裁理查德·伍茲重重寫下了“Oxygen”（氧氣），然后向記者滔滔不絕地談起他們公司在中國的遼闊前景。 　　這一幕發生在8月初北京的一個碳交易論壇上，最近一年來，記者不斷遇到類似的情景。 　　Primafuel是一家美國新能源生物技術公司，它正在向中國新能源市場進軍。它的同路人還有眾多外資基金和其他能源技術公司。 　　中國政府為它們描繪了極具吸引力的前景：到2020年，中國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例將從16％上升到21%。 　　這催生了一個價值數千億的大市場，也使外資蜂擁進入這個領域。過去的四年間，國際資本主要涉足中國的風能和太陽能市場，現在它們向第二代生物燃料技術以及節能技術市場邁進。 　　爭奪第二代生物燃料技術 　　“我們正處于第一代生物燃料技術向第二代過渡的時期。”理查德·伍茲說。第一代生物燃料技術是直接用植物的油料生產生物柴油，或者把玉米轉為乙醇。 　　為了減少石油的依賴，過去的幾年間，各個國家紛紛投入巨資研發生物燃料技術，從歐洲、美國直到巴西，以消耗糧食為主的生物燃料開始了對土地的爭奪。 　　英國廷德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研究員王韜說，目前國際上通行的生物燃料發展主要有美國、歐盟以及巴西的三種發展模式。其中美國做玉米乙醇，歐洲主要從油菜籽提煉生物柴油，而巴西則發展甘蔗乙醇。 　　但是，當糧食進入了油箱而不是飯碗的時候，政治家、環保主義者們不高興了。在他們看來，以上三種模式面對糧食安全、生態環保等諸多挑戰。“巴西的模式對熱帶雨林的生態、對社會發展是否真的是可持續呢？這在目前還不明朗。”挪威奧斯陸國際氣候和環境研究中心的甘霖博士充滿疑問。 　　當一船船玉米變成乙醇的時候，國際糧價也像坐上了火箭。生物燃料與人爭地、爭糧進而推高國際糧價，成了主流的批評聲。 　　過去的幾年內，中國已經在生物燃料上取得了長足進步。中國的吉林燃料乙醇、黑龍江華潤酒精與安徽豐原等企業通過玉米乙醇消化了大批陳化糧，但是此后各地紛紛上馬燃料乙醇企業，為了保證國內糧食安全，2007年，國家發改委嚴厲表示，以后將不再批復以糧食為原料的燃料乙醇企業。已經投產的企業也在提高非糧作物的比例，比如用木薯、甜高粱。 　　種種壓力之下，國際上開發生物燃料的企業將目標鎖定在第二代生物燃料技術，比如纖維素乙醇，非糧作物如藍藻等做生物柴油、生物質液化等。 　　纖維素是存在于植物分子細胞壁里的一種東西，如果能夠提取出來，通過酶的轉化使其成為糖，則將成為液體燃料源源不斷的來源。生物質液化則是將農林作物或者其殘渣通過熱化學方法快速熱解液化和加壓催化液化成液體燃料。顯然，第二代生物燃料技術的原料取之不竭。 　　然而，技術并不像想象的簡單，書本上的生物、化學知識并不意味著可以使技術馬上投產。生物酶就是一個難點。各國政府、企業都在投入巨資展開生物酶的研發競賽。 　　擁有三十多年可再生能源技術研究背景的理查德·伍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國外，第二代生物柴油處于前期研發階段，還沒有大規模的生產。比如海藻做生物柴油，海藻種類的選擇、光合生物反應實驗室的設計、去除海藻中水的成分等都是難點。 　　相比國外生物燃料技術研發，中國現有的纖維素乙醇技術發展還比較落后。 　　不過，中國的新能源公司還是發起了沖刺。已經在國外上市的新能源企業，比如紐約上市的中國最大的生物柴油生產商古杉環保能源有限公司，倫敦上市的中國生物柴油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他們主要是用廢棄的動植物油提純。另外，清華大學開發的甜高粱燃料乙醇即將實現產業化；山東泉興石業集團“分子并合”生物燃料產業化項目也將建設生產線。 　　“目前看來在中國，河南天冠計劃的10個6000噸-10000噸/個的自主研發纖維素乙醇項目也許能帶來一些希望。”英國新能源財經有限公司分析員MaggieKuang說。河南天冠是“十五”期間，國家發改委確定的全國4個燃料乙醇定點生產企業之一。 　　中國廣闊的原料市場空間以及正在成熟的生物燃料企業吸引著這些國外投資者。現在理查德·伍茲已經將觸角伸到新疆等地，他通過中國的代理伙伴尋找著一個個項目。 　　3000億能效市場 　　在中國的新能源市場，至少還有一個價值幾千億元的“處女地”。據統計，在包括太陽能、風能以及能效節能的可持續能源投資中，還有一個巨大的市場有待開發——能效和節能。2007年全球的可持續能源投資中，能效只占到了總投資額的3.7%。 　　毋庸置疑，中國將是這個市場最大的客戶。根據中國政府的計劃，到2010年單位GDP能耗要比2005年時下降20%。雖然2006、2007年能耗都在下降，但還未達到預期目標。 過去的兩年內，中國政府動用各種手段，包括已經開展的“千家企業節能行動”，試圖讓這輛曾被 煤炭、高耗能企業拉動的經濟馬車轉向。世界自然研究所氣候和能源項目主管 RobBradley還記得他接觸的中國水泥企業的焦慮：如果不進行技術改造，明年就被政府關閉了。 　　今年7月底，國家發改委將各省的節能減排劃分為“超額完成、完成、基本完成和沒完成”四類。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各省的減排壓力。 　　中國在能效方面有最大的投資潛力。中國政府在“十一五”期間將啟動十大重點節能工程實現節約2.4億噸標準煤，這些工程包括燃煤工業鍋爐（窯爐）改造、區域熱電聯產、建筑節能等，改造資金由企業自籌、金融機構貸款和社會資金投入。 　　在分析家們看來，中國政府的這種迫切心態將使外資在能效和節能投資方面獲得更大的增長空間。據估算，已經列出的這些節能工程所需的融資大致在2000億到3000億元。 　　王韜認為，目前中國的能效、節能投資的需求還不太旺盛，這主要因為中國總體的低價能源戰略。在企業看來，通過能效提高所得到的收益并不如產能擴大，“鋼鐵巨頭談論的不是能效，而是鋼鐵產量”。 　　另外，作為耗能大戶的國有企業來說，外資進入還有一定障礙。同時，能源服務公司在中國還沒有大規模興起，企業也沒有意識到這些能源服務公司能設計能效項目，安排融資。“關鍵是國外資本對中國了解不夠。”世界資源研究所氣候和能源項目主管RobBradley說。目前，國外關注中國節能投資的主要有能源顧問公司、能源服務公司以及投資公司。能源顧問公司負責具體分析能源消耗多少；投資公司則根據企業提出的項目，具體確立投入的金額。 　　RobBradley承認，從去年開始，他接觸的投資公司越來越對中國能效市場感興趣。能效貸款融資和貸款擔保將成為這些公司新的關注點。可以預見，這些能源服務公司將會在以后搭建起橋梁，為中國的企業引來大筆節能、能效資金。 　　和第二代生物燃料技術一樣，能效的改變也涉及到技術轉讓。以往在發展中國新能源方面，外資采用的方式都是利用中國的生產平臺，而不進行技術轉讓。如同中國作為其他產品的制造業基地一樣，中國新能源的投資大部分都是體現在出口制造的產能上——風機設備以及太陽能電池板設備。中國太陽能的發展甚至只體現在每家每戶屋頂的一個個太陽能熱水器之上。 　　英國氣候變化資本集團大中華區首席投資官陳家強介紹，新的能效提高、節能技術的推廣，需要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首先要有知識產權的支持；其次，稅務方面的支持；最后還有人才的引進。“盡管今天的回報率不是非常高，但機遇有限，未來一定會增值。”陳家強對此非常樂觀。 不可捉摸的中國市場 　　在這一背景下，外資正爭先恐后進入中國的新能源市場。然而，這個市場中卻充滿各種難以確定的因素。 　　這些外企曾經在中國的能源市場上摔得鼻青臉腫。曾在香港中華電力集團工作的陳家強遇到的尷尬則是中國的合作伙伴沒有遵循協議。 　　十年前，英國、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的很多外資企業進軍中國的電力市場，然而幾年內后陸續退出了，市場上只剩下法國國家電力公司、中華電力公司等為數不多的幾家企業。 　　原因在于，不少電力企業和當地的電力局簽了長期的購電協議——我幫你蓋電廠，我又賣給你，我們簽一個20年的購電協議。然而最后在執行的時候卻沒有按照合同，要知道其中一些協議甚至是國家發改委批復的。 　　“你無法充分理解定價的風險以及未來的趨勢。”陳家強說。在中國新能源市場浸淫多年的陳家強說，他現在更愿意通過對技術的了解，以及技術在中國營運市場的了解，尋找自己的項目。現在，私募投資者在投資中國新能源之時主要關注商業模式是否可行，商業團隊是否讓投資者有信心；技術上有無特點，是否有更高的生產率。 　　不過，中國市場投資的特殊性在于，投資商可以在海外找投資基金，但是中國投資風險和回報完全和國外不一樣。可能一個基金經理在歐洲有幾十年的經驗，但是在中國的實際營運中，如同在中國營運房地產一樣，很多時候和經驗沒有多大關系。 　　這些長期與中國風能、太陽能打交道的投資商們發現，現在很多PE經理并不真正懂技術，很多都是財務方面的專家。雖然可以邀請一些技術顧問，但是整個投資還是要基金經理去判斷技術風險的。 　　結果一個有趣的現象則是，在很多場合會遇到的基金經理們相互打聽消息，“如果很多人說不錯，外資就投了。” 　　盡管充滿各種風險，但中國已是世界上最活躍的新能源投資市場。正如RobBradley所說，現在正是中國新能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