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各地中國建設銀行分支行均接到總行“建總字2005（98）號文件，要求撤回對熱電廠和資源綜合利用電廠的貸款，到期一律不再延長。盡管各地分支行對于一些經營狀況較好的熱電廠還希望保留貸款，并向總行力爭，但總行撤出貸款態度異常堅決，不容商量。隨后，中國工商銀行也發出文件，要求分支行從熱電項目中撤資。從江蘇傳來的消息，中國銀行也有類似舉措。 這引起了全國近兩千座熱電廠和資源綜合利用電廠的憤懣。 熱點企業的迷茫 建設銀行、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正在進行體制改革，吸引國際戰略投資伙伴，在境外上市。為取得上市成功，就需要強力控制不良貸款，迅速退出他們認為存在風險和不確定因素的行業。這本無可厚非，問題的癥結在于，作為節約能源、承擔區域環境治理、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功能最主要的技術手段并被全世界廣泛推崇的熱電聯產和資源綜合利用發電項目，本應該是最賺錢和最沒有風險的行業，在中國卻成了“高風險”行業，讓人頗為不解。 以浙江州越盛熱電廠為例。新建成的一臺6000千瓦背壓機組每發一度電僅需要183克煤，熱電綜合利用效率超過80％。而被中國媒體廣泛宣傳的華能集團正在建設的號稱“代表中國未來電力工業方向”的浙江玉環電廠，4臺國產100萬千瓦超臨界燃煤發電機組，采用了世界最先進的標準與技術，發電蒸汽壓力達到每平方厘米262.5公斤，溫度高達600℃，發一度電仍需耗煤273克，發電效率為45％。目前國內5大發電公司新建的機組多為超臨界或亞臨界60萬千瓦機組，每度電煤耗在284克～291克，正在運行的主力機組基本上每度電煤耗均超過了300克。越盛的總經理謝百軍想不明白，300克煤發一度電的企業沒有風險問題，而183克煤發一度電的企業卻成了商業銀行撤出貸款的高風險行業，這叫什么邏輯？ 比謝百軍更迷茫的是山東勝利動力集團（以下簡稱“勝動”）的王志春總經理。“勝動”生產一種物美價廉的燃氣發電機組，可以利用各種可燃性氣體。他們不僅向用戶提供設備，而且通過廢棄資源綜合利用發電服務。“勝動”的發電機組在煤礦利用礦井瓦斯發電，將每年奪取成千上萬礦工生命的瓦斯變為資源利用；在城市污水處理廠和垃圾填埋場利用沼氣發電供熱，不僅消除了惡臭，也減少了溫濕氣體的排放；在焦化廠和鋼鐵廠利用焦爐和高爐瓦斯發電，將污染氣體變為寶貴的能源……即便與最清潔的風力發電相比，勝動不僅增加了電力供應，還治理了環境的污染。這是一個在全球看好的行業，在中國大力建立節約型社會的高潮中，卻也成了可能造成不良貸款的高風險行業。 銀行的道理 我國的商業銀行體制改革在國家剝離不良資產、注入資本金后，基本完成財務重組。建設銀行已經在香港上市成功，而工行和中行基本選定了戰略合作伙伴，在海外上市的準備也已就緒。除此之外，各股份制銀行也在積極行動，爭先恐后地按照國際防范金融風險的標準進行內部重組和結構調整，對進入國際市場躍躍欲試。 中國銀行業正在從政策型向真正的商業型轉變，從業人員正在從傳統的、按計劃進行的資金分配的角色，轉變為具有獨立的風險判斷意識的、以資金為媒介的服務者。銀行判斷問題的標準已不再是國家的法律和政策是怎么制定的，領導們是怎么說的；而是這些法律和政策是怎么貫徹執行的，更加注重效果。因為今后國際金融市場對他們考核的最主要標準就是不良貸款率，政策再好，如結果是一堆不良貸款，他們也無法再與各級政府保持一致。 長期以來，在中國搞節能環保工作，如果僅有國家層面的法律政策支持，沒有各級政府主管機構貫徹執行的積極性，肯定是“風險投資”。如若這些節能環保工作影響了壟斷利益集團的皮毛，即便有各級政府主管部門貫徹執行的積極性，也是“風險重重”。節約能源、保護環境、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礦工死亡率，這些不是銀行的責任，所以癥結不在銀行。 熱電的高風險何來 一是政策法律的不確定性。1998年，原國家計委、經貿委、電力部和建設部聯合印發了《關于發展熱電聯產的若干規定》，作為落實《節能法》的規章下達。規定明確指出：國家“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推動熱電聯產事業的發展”。但到了1999年，改革后的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又發出通知，要求各省市立即停止審批一切小火電，包括熱電聯產和資源綜合利用發電等項目——將熱電聯產和資源綜合利用發電與小火電混為一談。及至2000年，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與國家經貿委、建設部和環保總局再次印發文件，重申國家發展和支持熱電聯產的各項具體規定和決心。到了2004年，作為國家金融管理機構的人民銀行總行發布文件中，又一次將熱電聯產與小火電相提并論，不準提供貸款。 世界各工業化國家都有明確發展和支持熱電聯產的法律，并有非常詳盡的實施細則，有的國家甚至專門為熱電聯產立法，通過法律將能效高的熱電聯產工藝作為能源工業發展的首要選擇。相比之下，中國只在《節約能源法》中提了一次熱電聯產，一些利益集團以國有資產為名凌駕于法律和公共利益之上，甚至立法機構也將集團利益法律化。所以，無法形成一個系統的、行之有效的和長效性的法律法規體系來保障節能工作的持續實施。能源供應緊張了，就支持熱電聯產；能源供應過剩了，就將熱電聯產視同“小火電”加以遏制，最終還是為了確保央企、省企的那些按計劃審批的電力項目能“賣得出電，還得上錢”。 二是行政管理的不確定性。國家從計劃經濟延續下來的行政管理體制與分工中，每一個行業都是單一和垂直的，電力就是電力，熱力就是熱力，環保就是環保，煤炭就是煤炭，如果你跨越了幾個行業，就可能形成有利可圖時誰都來管你、無利可圖時誰也不愿管你的局面，熱電聯產就陷入了這樣一個尷尬境地。管電的部門總將熱電聯產和大型火力發電廠比較，認為熱電廠容量太小，屬于“小火電”，對電網沒有什么作用，應該取締；管熱的部門認為電是國家定價，上央企的大電網，屬于中央政府的利益，熱是地方定價，上地方自己的小熱網，屬于自己的利益，所以要壓低熱價，逼著熱電企業去爭取電價；而環保部門又因為一個熱電廠削掉了幾百個本能夠形成罰款源的小鍋爐，影響了收益，應該有所“補償”，所以熱電廠的環境治理效能往往被忽略，成為環保部門檢查罰款的重點；煤炭部門則是國家的計劃統配電煤我沒有辦法不供，但造成我的利益損失市場必須補償——節能環保不是我煤炭企業的事情，熱電廠不在國家統配序列內，就得買市場的高價煤。 縱觀歐美，凡是能源利用效率高，環境保護好的國家，熱電聯產都是能源供應的核心產業，不管企業的產權構成屬于誰，能效都是硬指標，可持續發展都是“硬道理”。 三是電力改革的不確定性。中國的電力改革下一步怎么走還不知道，但在過去的改革中，重點在強調“廠網分開，競價上網，鼓勵競爭”等層面，而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如何降低環境排放，特別是如何提高用戶終端的能源綜合利益效率并沒有成為改革目標。一些企業和部門在交易平臺都沒有建立的情況下，就熱衷于“競價上網”，在銷售電價不可能變化的條件下，競價中的贏家往往是那些靠近煤礦、燃料成本低、環污排放大的電廠。如若按照目前的思路繼續走下去，電力改革將會導致大量熱電聯產企業死亡，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嚴重阻力。在電力系統中真正具有壟斷性的是電網，不是電廠，讓電廠之間競爭不僅不能解決根本矛盾，還會增加社會成本和資源代價，增加供電安全的風險因素。美國和英國式的追求自由競爭的電力改革已經宣告失敗，最終導致大停電、電價上漲和電網破產。中國的電力改革也是帶來不斷地拉閘限電和不斷地上調電價，這種美國式的電力改革既然已經宣告失敗，為什么我們還非要重蹈失敗的覆轍不可？在電力供需雙方建立市場是非常必要的，而市場并不一定非要競價，壟斷利益集團橫在買賣之間，堵住買方，逼著賣方競價，這種改革目的何在？ 丹麥追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電力改革獲得了世界公認的成功。在過去20年中，丹麥的GDP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從1萬美元達到并超過3萬美元，一次能源消耗不但沒有增加，環污排放還大幅度下降。這緣于他們建立了一個較高的能效標準，并配合建立稅收機制。不達標的電廠繳稅，達標的電廠免稅，而能夠治理環境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以及資源綜合利用的電廠還會得到政府利用這筆專項稅收進行的補貼，然后在能效優先的前提下再讓大家競價，優勝劣汰。最后，丹麥沒有一個火電廠不供熱，也沒有一個工業鍋爐不發電，所有能夠利用的資源都得到利用，全國的能源利用效率超過60％。因為低效利用能源的項目都變為高效項目了，也就沒有了稅收來源，所以丹麥進一步改變為“碳稅”機制，誰排放二氧化碳誰納稅，不排放的不但不繳，而且可以得到政府補償。所有的項目，無論大小，只要達到要求就可以并網。可以自己用，也可以賣給電網，電網還必須提供備用電力容量保障。丹麥官員認為，這種小型化、分散化的能源系統不僅更加安全可靠，使供需更加密切，而且可以更加有效地減少電網的調峰、損耗和建設投入，他們的能源綜合利用效率還可以再提高20％。 四是利益格局的不確定性。在目前的電力項目無序建設中，各級商業銀行皆是始作俑者。由于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風險控制能力弱，所以他們認為國有大企業的項目必然“風險最小”，對他們的項目，特別是央企的五大發電公司和各省公司的電力項目，可以“閉著眼睛貸款”，甚至一些根本沒有批準的項目都敢貸款，都搶著貸款，導致全國性電力項目的無序發展，可能在2007年以后造成嚴重的發電能力過剩。中國商業銀行業的分析師們可能已經預感到危機的存在，只能通過聯手控制對其他電力項目的信貸，爭取減少各電力項目的競爭壓力。熱電聯產由于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不得不受制于供熱規模，發電容量自然也不能過大，使得央企和省屬企業缺乏投資興趣，投資主體讓位給了地方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階級成分”出現了問題，自然增加了銀行認為的“經驗風險”。 熱電廠的“姓氏”也是問題，即便沒有國有大企業的成分，但是如果能夠攀龍附鳳與電力系統拉上瓜葛，也改姓“電”，日子也許好過一點。華北有一個熱電企業利用背壓機組用不掉的蒸汽，拉上電力系統職工“集資”，建設了兩套后置機組再發電。結果電力調度們為了保障后面機組的發電量，不得不讓前面的熱電機組滿發，也不管這樣算不算小火電了。 讓所有的熱電、資源綜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都并入電網、改姓“電”不太現實，但是讓電網隨熱電、資源綜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都改姓“可持續發展”，應該可以做到。例如國際流行的綠色配額制，每年強制電網購買一定數量的高效電力、資源綜合利用電力和可再生電力，并逐年增加，而且與電網企業的年薪獎金直接掛鉤。 可持續發展是新的“硬道理” 許多研究能源問題的專家都認為，中央確立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以及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新目標，是一次可以根本改變中國人的觀念、生活和社會利益格局的新的發展抉擇。中國的資源和環境問題已經成為發展的嚴峻制約，如果不及時調整，今天的發展模式就將貽害子孫，使中國的崛起化為泡影。 每一次的歷史抉擇都會有無數的人和一些利益集團付出巨大的代價，但是這些代價最終會使后來人受益。中國必須義無反顧地走上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只有可持續發展才能保持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穩步的和諧發展。 中國人口基數巨大，資源環境空間極為有限，要想實現現代化目標，就必須達到比丹麥更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就必須大量發展熱電聯產，利用“將廢棄資源轉變為高品位電能”的方法和技術。這是文明的規律，我們無法超越。 10月25日，筆者代表中國參加了在紐約舉辦的世界分布式能源（熱電聯產）聯盟年會，來自世界各地的140位代表參加了這次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會議。各國代表都在為這一事業的欣欣向榮地發展而興致勃勃，只有我們來自中國的代表在為熱電聯產的生死存亡憂心忡忡。剛剛獲得2012年奧運會主辦權的倫敦市副市長津津樂道地介紹，他們準備通過大力發展分布式能源和熱電冷聯產來解決奧運會新增電力和對奧委會的減排承諾；紐約的能源服務公司介紹該市政府怎樣支持他們將一個分布式能源站建在了象征紐約繁榮的第五大道上；印度的代表講述了他們準備通過發展分布式能源和熱電聯產，建立一個高效的能源系統以追趕中國；而中國，非但分布式能源合法接入電網遙遙無望，連已經建成了的熱電聯產都在相繼倒閉。 與世界發展的主流趨勢相比，中國確實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這種差距不是物質上的，而是觀念上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對“十一五”發展模式的選擇將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中國需要一次來自觀念深處的深刻變革。 來源：鳳凰周刊2005年第33期 總第2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