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據媒體報道，前中國首富、漢能系創始人李河君被帶走數月后，漢能系的商業版圖已幾近崩塌，漢能系多家原經營實體將破產清算。

李河君此前因投身光伏產業而成為中國首富，又迅速墜落，成為“最快跌落的中國首富”。

李河君和他的薄膜技術探索在中國光伏史上算是個插曲，這段經歷將光伏技術變革的殘酷性、押注新技術過程中的魔幻性表現得淋漓盡致，讓我們不禁回想起波瀾壯闊的光伏產業變遷。

序章

1979年夏，美國首都華盛頓驕陽似火。

白宮屋頂上人頭攢動，卡特總統正在召開一場“屋頂發布會”，向與會者介紹白宮新安裝的由32片太陽能板組成的太陽能系統。

隨后，卡特發表了題為《沒有人能擋住陽光》的演說，宣稱“太陽能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激動人心的冒險的一部分”。

當時，美國人被能源危機的陰影深深籠罩。幾年前，阿拉伯國家為打擊以色列及其背后的歐美支持者，把手中的石油化作武器，擰緊油管，直接讓全球油價暴漲，史稱“*次石油危機”。

歐美得不到廉價石油，在大規模便宜石油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高能耗經濟被摧毀，成為他們陷入經濟滯脹的導火索。

這次危機剛過不久，在屋頂發布會召開前的幾個月，伊朗又發生了“伊斯蘭革命”，產油設施被炸毀，世界市場一下子少了10%的石油供給，第二次石油危機又來，把驚魂未定的美國人再度拖入恐慌。

如此，太陽能這種猶如“阿拉丁神燈”般的新能源讓發布會上的政客、記者、攝影師為之一振，充滿興奮和憧憬。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囿于技術原因，白宮這套太陽能系統造價高達28萬美元，提供的能量僅能勉強滿足樓下餐廳的熱水供應。

其實，這場發布會的*意義在于，開啟了太陽能技術的商業化。太陽能以前主要是太空電源，美蘇太空競賽時就用這個給衛星充電。卡特政府對太陽能產業的減稅、補貼等激勵措施讓這個代表著能源未來走向的產業率先在美國落地。

像Solarex這樣的新興光伏企業崛起，連美孚石油、大西洋里奇菲爾德等石油大亨都“以攻為守”，發展了太陽能業務。不過跟龐大的石油帝國相比，光伏無論成本還是營收，都是九牛一毛的存在。

然而，發布會開完的第二年，美國如火如荼的太陽能光伏產業就被澆了一大盆冷水，幾近熄滅。

原因是共和黨的里根總統上臺后，石油危機的威脅已幾乎解除，里根開始用緊縮謹慎的自由經濟政策治理美國的滯脹，在減稅、降低政府預算的過程中，光伏這種投入大產出小的產業自然就被放棄了輸血。

光伏這盞明燈在美國變得黯淡了許多。

又幾年，白宮屋頂翻修，卡特安裝的電池板也被拆了下來，后被安在一所學校里，給學生食堂燒水。

美國很多斷血的光伏企業被賣給了德國、日本公司，德日兩國在現代經濟競爭中都缺乏核心自然資源，即便石油危機警報暫時解除，兩國也都猛推新能源，對光伏的補貼也相當慷慨。

比如德國，只要住戶安裝太陽能屋頂，就會得到聯邦、州、城市三個層次的安裝補貼，而且回購你太陽能屋頂發的電，回購價格是常規電價的好幾倍。

因此，在90年代的光伏市場上，德、日成為最耀眼的“雙子星”，與“瘦死的駱駝”美國三足鼎立。

一個國家某個產業強大的表現，就是有一批在世界具備相當技術實力的*企業。

德國以西門子、拜耳化學為代表，日本是稻盛和夫先生創立的京瓷以及三洋、夏普，它們都是當時世界光伏產業中的翹首。

尤其是西門子，產能最高時能占世界的30%以上，手中握有大量的光伏專利和發明。直到現在，雖然西門子已淡出世界光伏市場，但全球97%的多晶硅都是用改良西門子法生產的。

德日的接棒，讓在美國形成的光伏星星之火成了澄明之火，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產業。

當時在光伏領域摸索的主要是美日德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充滿未來感、科技感的光伏看起來更像是有錢人玩的游戲。中國僅在西部地區開展一些星星點點的光伏發電，裝機容量還不到世界的2%。

德日領頭在光伏這個能源“無人區”大跨步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馬丁·格林教授正帶領著他的學生們研發著更高效的光伏電池。

全球太陽能產業的發展依賴于一項技術：硅太陽能電池板。但科學家和企業家一直對硅這種元素不滿意，不斷在元素周期表中尋找硅的替代材料。因為硅的效率并不高，生產成本高。這種硅與非硅元素的分裂在后面也多次造成了新技術和舊技術之間的博弈。

但馬丁·格林堅信硅就是最終的光伏解決方案，而且硅的優勢地位在市場上已被確立，持續改進硅的效率才是光伏之路的正道。他不斷提高著光伏電池的效率，今天市占率達90%以上的PERC技術就是格林的手筆。

馬丁·格林有個非常器重的學生，在晶硅薄膜技術上的研究讓他刮目相看，那個學生叫施正榮，一個被看作是“將中國光伏產業與世界水平差距縮短了15年”的人。

除了施正榮，格林教授還有不少學生后來都成了中國光伏產業的中堅。

接下來，全球太陽能產業將由格林教授的中國門徒接管。

造富

多年以后，在央視一檔欄目中，面對著光伏行業新晉*隆基的創始人李振國，當被主持人問起“當年的尚德最羨慕現在隆基的是什么？”時，昔日“舊王”施正榮半開玩笑地說：

“運氣比我們好。”

施正榮這句玩笑話里隱藏了太多認真，他完整體驗過“時來天地皆用力，去勢英雄不自由”的感覺，即便提到技術創新，“信命了”的施正榮也會說“技術也要看你的運氣好不好”。

他也曾擁有*的運氣。

在澳洲搞太陽能項目創業時，雖有香車別墅，也有一系列資金支持，但澳洲對太陽能只是停留在研發，產業化停滯不前，施正榮的一些想法根本沒有實踐機會。

一番糾結后，他把目光投向了當時還是“光伏荒漠”的中國，認為當中國崛起為世界經濟火車頭時，必然會帶來能源大變革，光伏產業也會擁有巨量的市場,這讓他下定決心在2000年回國，后創立無錫尚德。

戲劇性的是，施正榮在中國轟轟烈烈搞光伏的十多年，中國本土光伏市場并沒有迎來真正意義上的噴薄而出，真正的高速增長出現在他的尚德坍塌之后。而他之所以能成為中國首富，主要也是因為那時期以德國為首的歐美超級氪金玩家光伏市場的巨大需求。

圖為2010—2020年中國及全球光伏發電累計裝機容量

施正榮剛到國內時，為了籌到800萬美元創業資金，像所有推銷技術的商人一樣，挎著小皮包，拿著筆記本電腦四處游說。

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太陽能電池這種東西冷門、昂貴、不經濟，之前市場是IT的天下，互聯網泡沫后，投資人對互聯網都忌憚了，更不用說光伏。

轉機出現在施正榮遇到了無錫經貿委主任李延人，后者看好施的項目。

當時，中國GDP跑在前面的一些城市改革步子邁得越來越大，不滿足于只有修馬路、蓋樓房式的增長，紛紛仿效美國“硅谷模式”，建立政府主導型的風險投資基金，希望扶持起真正拉動本地經濟起飛的高科技企業，無錫政府也在進行這方面的探索。

李延人把施正榮的項目引薦給了無錫國有資本圈，無錫經過一番權衡后決定支持施的項目，創立了無錫尚德，三家政府投資平臺（如無錫國聯發展集團）和五家地方國企（如江蘇小天鵝集團）共出資600萬美元，占股75%，施變賣家產的40萬美元加上所持技術占股25%。

接下來，尚德投產了一條十多兆瓦的生產線，是全中國此前太陽能光伏電池產能的綜合。

2000年前后，后來憑光伏成為河北首富的苗連生的英利引進了一條國外生產線，也就才3兆瓦左右。

熟悉電腦PC行業的朋友都知道，以前的內存和硬盤是以Kb為單位，后來變成Mb，現在變成了Gb,最新的Tb(1Mb=1000Kb,1Gb=1000Mb,1Tb=1000Gb)。光伏行業的發展也類似。

雖有無錫政府的鼎力相助，但尚德一開始2年的發展并不順利，最重要的是，光伏這玩意在國內根本找不到什么市場！國內民眾只是在電視上看到荒漠里閃閃發光的太陽能電池板。

這讓施正榮很快放棄了國內市場大爆發的幻想，轉而看向國外，那是一番截然不同的圖景，歐美國家在光伏上顯示出了很強的雄心壯志。

德國修訂了《可再生能源法》，確保新能源轉型，德國電價每度0.1歐元，電力公司回購太陽能發電的價格卻是每度0.5歐元，居民安裝太陽能的熱情高漲；

美國20世紀快結束時終于回過神來，克林頓政府宣布建設信息高速公路和新能源高速公路，意圖讓美國占領信息和能源的戰略制高點，而對于光伏，則實施“百萬屋頂計劃”——要先實現在一百萬個屋頂安裝太陽能！

施正榮于是把營銷重點放到了國外，技術出身的他帶領團隊迅速搞定了眾多國際認證，讓尚德的產品開始在國外打開市場，訂單不斷撞門。

這時候，施正榮表現出了對這個行業老辣的眼光和果決的執行力，立馬上線第二條15兆瓦太陽能電池生產線，隔了一年又上線25兆瓦生產線，他賭光伏行業10年的飛速增長。

事實證明，施正榮賭對了國外光伏產業起飛點和持續增長期間，也將他的人生送上了云端。

隨著尚德很快沖入全球光伏電池制造企業前三強，并于2005年在紐交所上市，總市值超178億美元，施正榮也一舉成為當時的中國首富。這個揚中農民家庭出身的人5年積累的財富超過了榮智健家族30年的積累。

這樣的造富神話對于所有光伏行業的、想進入光伏行業的人，都是一種巨大的刺激。

同時，地方政府也被刺激了。

施正榮這個“政府造出來的首富”跟無錫牢牢綁定，其巨幅宣傳照被立于無錫高速公路入口處，成為無錫宣傳高科技產業的一張名片。

此后，大約有18個省份、100多個城市把太陽能、風能作為城市的支柱產業，也叫做“一把手工程”，各城市領導紛紛下定決心，光伏項目開始大面積上馬，因為它不但拉動產能，還能拉動就業。

搞房地產的，搞服裝設計加工的，搞飼料加工的，搞畜禽養殖的也都紛紛加入進來，兩年內光浙江一下子涌現了200多家光伏企業。

到2007年，中國已成為全球*的光伏組件產地，這一年已有10家大陸光伏企業在海外上市。

靠賣化妝品出道的苗連生，創立了英利能源，成為河北首富；安防用品起家的彭小峰則開辦了江西賽維，成為江西首富……光伏產業大佬們一時風光無二。

那是光伏造富的年代，跟互聯網、房地產造富的故事大差不差。

退潮

這里就有個問題，既然光伏是“高科技”，為什么門檻如此之低，城市隨便上馬，企業隨便就加入？

這里要提及光伏產業鏈。一個晶硅光伏組件的誕生，以硅料為原材料，經過切割后形成硅片，做好的硅片要經過多重工序形成電池片，最后用光伏玻璃、逆變器等一些備件，組件封裝而成。

這其中包括硅材料提煉—硅片生產—電池片生產—組件封裝四大工序，涉及集光學、電磁學、半導體、化工、機械等，產業鏈整體技術含量較高，但越往下技術密集型屬性越弱，勞動密集型屬性越強。

當時中國光伏產業缺乏制造工藝，整個產業基本集中在電池片生產和組件封裝領域，勞動密集型屬性強，賺個辛苦錢。

海量的產能擴張背后，是90%的原料依賴進口、90%的產品出口到歐美、90%的核心技術不在手里，當時還沒“卡脖子”的說法，而是被稱為“三頭在外”。這是那個時代幾乎所有中國產業必經的坎。

火熱的光伏賽道讓技術含量高、進入壁壘高的硅料、硅片價格大漲，這都是幾乎被歐美壟斷領域，尤其是硅料，全球40多家硅材料提煉企業主要就在德、美、日。2004年進口多晶硅原料價格不過每公斤30多美元，到2008年漲到每公斤500美元。

所以硅料、硅片才是光伏的命門，有了這些才能造光伏，大家都來高價搶硅，稱為“擁硅為王”，跟多晶硅供料廠商簽署穩定的長單被視為光伏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密集分布在中下游的中國光伏企業往上高價買硅料、硅片，往下打著價格戰，游走在危險的鋼絲繩上。

但受到資本追捧的尚德、賽維、英利等財大氣粗，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張。尚德為了獲得穩定的硅，不惜跟美國多晶硅制造龍頭MEMC簽了價值超50億美元、長達十年的采購協議；賽維建設馬洪硅料廠、英利建六九硅業，皆砸了超百億人民幣，試圖往上游原料市場進軍。

當一個行業處處顯示出急躁、火熱的境況時，就說明這列疾馳的快車就快要撞上周期下行的冰山了。

2008年開始，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歐盟不得不降低政策支持力度，占據中國光伏龍頭企業主要收入來源的歐洲市場開始萎縮，多晶硅價格又暴跌回到40美元/千克的價格區間。

尚德原先的采購長單成了噩夢，不得不以原先的價格繼續購買硅片，為了及時止損，經歷3年多的拉鋸戰后，以賠付2.12億美元違約金的代價才終止了此次訂單。

英利和賽維大肆擴張的硅料產能也成為沉重的負擔，最后以負債率翻倍、公司裁員、供應商討債草草收場，元氣大傷。

其它家底不夠厚的企業更是難以承擔硅價巨變，2008年就有超300家中國光伏企業倒閉，中國光伏*波先行者如潮水般倒下。

“這就像一場煙火，砰的一聲上了天，落下來全是灰。”

二殺

2012年，依然是在央視的一檔欄目中，漢能集團董事長李河君、協鑫集團董事長朱共山、通威集團董事長劉漢元共話光伏產業的未來，這三家是當時中國光伏企業的代表，尚德、賽維、英利已成為反面教材。

朱共山在這次對話中顯得憂心忡忡，洶涌而來的歐美“雙反”調查讓這位“世界硅王”有些不安。

時間回到施正榮登上*的2006年，多晶硅原料價格也開始漲，為了扭轉受制于人的局面，國內一些企業開始著手多晶硅核心工藝開發。

其中，華陸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在技術專家陳維平的牽頭下，不到1年時間就成功掌握了冷氫化核心技術，建立了更節能完整的多晶硅生產工藝。

多晶硅最初生產所需電耗極高，且能產生有劇毒的四氯化硅，導致該行業在早年被視作高耗能、高污染行業。

而冷氫化工藝是多晶硅生產改良后的核心技術，長期被美日德壟斷。

冷氫化技術就是將四氯化硅在低溫高壓環境下轉化為三氯氫硅，這樣就避免了環境污染。

且三氯氫硅是生產多晶硅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味原材料，那意味著轉化而得的三氯氫硅也能循環利用。

三氯氫硅差不多能占到多晶硅生產成本的27％上下，是除去電耗和折舊之后最主要的成本。

既能減少污染又節約了成本，豈不是一舉兩得！

華陸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是由化工部第六設計院轉型而來的，發揚了央企精神，將冷氫化核心技術傳遞到整個行業，國外專利商也很快同意向中國輸出相關技術，并且技術轉讓費大幅下降，由此開啟了中國光伏新一波技術變遷。

朱共山的保利協鑫就是在這時期入局的，一開局就搭上了新技術的便車。

同為江蘇老鄉，相比施正榮，朱共山幾乎是光伏行業的“門外漢”。老本行是做電器的，創辦了一家名為上海協成電器成套廠的企業，2006年轉型到光伏。

比起已在光伏行業摸爬滾打多年、以組件為主業的老企業們，剛入行的朱共山“旁觀者清”，從一開始就抓住了重點，鐵著頭扎進了上游硅料板塊。

當朱共山提出要做多晶硅時，由于跨界力度太大，協鑫內部不少人提出了質疑。

恰巧，國內的冷氫化工藝取得很大突破，于是朱共山特意聘請了該團隊的半導體技術人才，作為協鑫研發的主力。又在美國華盛頓設立研究中心，挖了很多國外最*的研究專家加入。

一位2009年底加入協鑫硅材料的員工曾對外透露，當時自己初到協鑫，心里直犯嘀咕：這只有一塊荒涼的空地，而協鑫卻想在2010年年初投產，莫非又是喊口號？

但后來他發現，施工進程速度遠遠超乎他想象。協鑫只用了9個多月的時間完成了業內平均需要2年的建設任務。

人才找齊了，技術有苗頭了、設施建立好了，這件事就有搞頭了。僅用幾年的時間，朱共山就帶領協鑫做到了全球多晶硅原料行業*。

當時，這條生產線的產能是1500噸多晶硅，而之前，全國的產量也僅為60噸。生產效率大大提高，成本也壓到很低。

依靠新技術的加持，朱共山帶領協鑫穿越了*次光伏低谷，2009年成為新的光伏首富。

隨后，朱共山又進軍硅片行業，協鑫集團此時也成為全球多晶硅料及硅片龍頭。

朱共山則成為了“世界硅王”，之后又進入了光伏及新能源的其他行業，成為“中國新能源*”。

此時的中國光伏，已經換了天地。正當中國企業以為要逃離硅料被“卡脖子”的噩夢時，卻遺忘了“三頭在外”如今還有“一頭”依然被國外拿捏。

隨著海外需求的持續高漲，光伏又開始了新一輪擴產，然而這次擴產并沒有淘到金，反而又被美國來了個當頭一棒。

美國當地時間2011年10月19日，由美國SolarWorld Industries America Inc.公司牽頭的7家太陽能電池板生產商向美國商務部和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提起貿易申訴，要求美國政府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太陽能電池板展開調查。

在當時，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光伏發電企業，基本都是不賺錢的，全靠政府的補貼撐著，中國自然也不例外。然而，歐美國家懷疑中國政府對光伏企業提供了過高的補貼，導致中國的光伏以更低的價格傾銷到海外，破壞國際上的有序競爭。

于是，美國對中國清潔能源產品首次發起“反補貼、反傾銷”調查，一年后歐洲也加入“雙反”調查。

“雙反”威力巨大，2012年底開始，中國光伏企業出口商品，就要被征收23%—254%的高額雙反稅，第二年，中國光伏產品對美國的出口額下跌近5成，對歐洲出口額下跌71%，本土光伏行業在盲目擴張后萬馬齊喑，產品價格大幅下滑，光伏行業幾乎全線虧損，超過350家企業宣告破產。

協鑫在這次周期中雖備受打擊，但并未掉隊，真正使其跌出*梯隊的，是后來在技術路線上的失利，協鑫沒有看到單晶硅成本下降的可能性，全力押注多晶硅產能，被“看不見”的對手隆基用單晶硅技術顛覆。

插曲

在上述對話欄目中，李河君顯得尤為輕松，節目播出全程始終翹著二郎腿，同在光伏行業，硅料價格暴跌時沒有砸到他，“雙反”來了也戳不到他，為什么他能如此幸運？

因為他選擇了與大家都不一樣的技術路線——薄膜技術。

我們前面講的其實都是在晶硅技術框架內，如果跳出這個體系，薄膜技術也是一種路線。

只不過，晶硅技術當時對光能轉換率達15%，現在更是能超25%，成了市場主流技術，而薄膜技術雖然比晶硅技術應用范圍更廣、更柔性，但光能轉換率低至9%，薄膜光伏發電難題到目前都沒有大的突破。

事后來看，李河君從一開始就選了一條很難走通的技術路線。但在當時，眾多光伏企業都行走在無人區，很難說誰的模式和路線能笑到最后，薄膜技術是晶硅之后的第二代光伏技術，就連施正榮也曾考慮過上馬薄膜技術，美國生產薄膜電池的*太陽能公司上市時，也曾受到資本的強烈追捧。

所以，選擇小眾的薄膜技術本無可厚非，但問題就在于，李河君太堅信薄膜技術了。

他認為，晶硅發電終歸還是集中發電，然后配電輸送，跟傳統的火電、水電并無差別，而薄膜發電應用場景更廣，能讓每個用電體“穿上”薄膜成為自己的發電體，這才是真正的顛覆。

于是，他大手筆梭哈并不成熟的薄膜技術。

他當時也有這個資金實力。

94年剛創業不久他就靠“鐵路運輸和開礦”賺了8000萬，這些錢成為他打造“漢能帝國”的初始資金。

90年代國內處于民營水電站發展高峰期時，李河君在家鄉河源投資了一座小型水電站，嘗到甜頭后不斷擴大其水電版圖，成為“能源大亨”。

李河君手下最知名的水電站是總裝機量達到300萬千瓦的金安橋水電站，該項目歷經近十年，前后投入200多億，為當時全球*的民營水電站。金安橋水電站建成后成為漢能的“現金奶牛”，也是他反復抵押獲取信貸及其他資金的“底層資產”。

李河君曾直言，水電站就是“印鈔機”。金安橋水電站帶來的“年年幾十億”的巨大現金流造就了他繼續向外擴張的底氣。

他在全國各地建設移動能源產業園，輸出薄膜光伏技術和設備。他曾計劃，在全國布局10個這樣的產業園區，并要求地方政府把漢能作為優先級貸款公司。

2012年光伏行業哀鴻遍野，薄膜光伏企業大量破產，李河君覺得血拼的時機到了，他先后買下了德國Solibro、美國MiaSolé、Global Solar Energy等多家薄膜光伏公司，當時全世界在薄膜太陽能技術與生產方面*的公司幾乎都改姓了“漢能”。

漢能把全世界最強的薄膜技術都攥在手里，李河君還寫了一本名為《中國*一把》的圖書，將薄膜發電定義到“國家搶占能源革命制高點”的高度。

在他的描述中，煤炭替代木材成就了英國，石油替代煤炭成就了美國，太陽能替代石油將成就中國，而在太陽能中，薄膜發電將取得最終勝利。

新能源產業不但不能為漢能帶來太多收益，還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于是李河君開啟了他的資本運作，與地方、銀行建立緊密關系。用光伏項目找地方背書，再去銀行借錢。

2013年，漢能借殼上市，2015年市值超3000億港元，漢能薄膜用短短幾年時間股價暴漲1800%，李河君個人財富同比增長832%，達1655億元，力壓馬云、馬化騰等互聯網大佬坐上“中國首富”寶座。

轉折也同樣發生在2015年，在資本運作中左右逢源的李河君，其創立的漢能被質疑存在大量關聯交易，涉嫌操作股價等問題，當天股價就暴跌47%，此后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銀行對漢能股價的持續上漲和還貸能力產生質疑，大債主紛紛拋盤，李河君成為“最快跌落的中國首富”。

李河君和他的薄膜技術探索在中國光伏史上算是個插曲，他在迷幻的資本運作中漸漸跌落，但也把全球*的薄膜光伏技術專利都買來了。

這段經歷將光伏技術變革的殘酷性、押注新技術過程中的魔幻性表現得淋漓盡致。

合力

漢能借殼上市開始在資本市場呼風喚雨的2013年，在之前幾個周期里都籍籍無名的隆基宣布其單晶硅片產銷全球*。

這在當時也并未引起多大的轟動，畢竟彼時多晶硅片仍是光伏行業的主流產品，占據了80%以上的市場份額。*的多晶硅片生產商協鑫也只是象征性地推出鑄錠單晶(準單晶)進行防御，把主要精力往下游具有豐厚補貼的光伏電站延伸。

單晶硅與多晶硅一字之差，卻有較大區別。硅料經熔化鑄錠或者拉晶切片后，可分別做成多晶硅片和單晶硅片；相比而言，單晶硅片太陽能的電池轉換效率更高，但制作工藝復雜，成本更高，而多晶硅片制造成本更低，光電轉換效率也相對低。

一直以來，中國絕大多數光伏企業選擇的都是技術門檻更低、成本更低的多晶硅路線。

協鑫方面也坦言，單晶硅從效率上確實更具未來，但未來畢竟“未來”，當下的江山仍以多晶硅為主體，到2017年，單晶硅市占率不會超過35%。

從事后來看，2017年單晶硅的市占率稍微超過了35%達到了36%，此后更是一路上揚，在2019年就超過了多晶硅，現在已經是市場*主流。

多晶硅、單晶硅的技術路線之爭由此結束，隆基靠押注新技術的成功成為中國光伏新霸主。

“未來”也并沒有多遠。

在講述多年來為何對單晶硅這么篤定時，隆基創始人李振國沒有語出驚人，他指出了一個行業常識：光伏行業的本質是度電成本的不斷降低。

因為所有發電方式生產的最終商品就是電，而電是最典型的標準品，沒人會關心我今天手機充的電是來自火電、水電、光伏、風電還是核電，更低的價格是*標準品的*競爭法則。

當時中國光伏度電成本雖已降到0.8元/度，但還是高于火電上網電價，根本干不過火電廠，如果成本不能持續下降，那整個光伏產業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隆基對光伏發電核心產品光伏組件，也就是太陽能電池板的成本結構進行拆解發現，電池工序僅占據系統成本的25%，而硅片生產則占據了60%以上，因此認為降低硅片的生產成本，提升硅片的發電效率，是提升光伏發電競爭力的必然選擇。

而在比對了多種技術路線后，李振國發現單晶硅電池的轉換效率最高，并且成本還有較大的下降空間。

選定了單晶硅路線后，怎么進一步降低成本？

隆基通過研究進一步發現，眾多技術中，降本*的提升關鍵，在于繞開游離磨料砂漿、改用金剛線砂漿技術。 

相比于游離磨料砂漿，金剛石線切割具有速度快（4-5倍切割速度）、出片率高（多出15%-20%硅片）、環境污染小等方面的巨大優勢。

但當時，金剛線核心技術都掌握在日本等國外企業手中，國內從金剛線、切片機到監測設備，整個產業鏈都缺乏供應企業。

李振國在確定了金剛線是切割的*方案后，決定把重要的研發力量和資源用于攻破金剛線切割這一技術難關上，允許公司一年虧損4000萬。

金剛線技術突破后，迅速成為中國光伏企業的標配，方棒出片數量提升40%以上，硅片切割速度提升65%，整個產業每年節省成本約300億元。

除了隆基，光伏產業鏈各個環節的企業也在不斷進行著技術迭代。

在多晶硅、單晶硅技術路線中落敗的協鑫，死磕硅料環節，搞出了更節能、成本更低的顆粒硅，仍然靠技術守住了一片地盤；

2016年，隨著瑞士企業梅耶博格推出相關生產設備，光伏電池片步入“PERC技術”時代，通威、愛旭搭上了PERC技術迭代的順風車，成為電池片雙雄；

2019年，中環一舉推出210大硅片，引領了行業大尺寸、薄片化的趨勢，再次改寫了行業格局，成為硅片領域的另一霸；

P型電池效率幾乎接近極限后，近幾年晶科能源、鈞達科技、晶澳科技等又在積極布局更具效率潛力的TOPCon、HJT等N型電池；

就連在光伏逆變器這樣的細分領域，也誕生了“兩極”——陽光電源和華為，也在不斷卷技術和成本；

還有生產光伏電池的焊接材料、玻璃基板、鋁型材、金剛線等幾十種配套產品及設備的企業，他們早期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企業，沒什么投資，都是從草根企業打拼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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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領域的漸進式創新越來越頻繁，企業和光伏圈企業家們是推動這種創新的主要力量，各個環節都能看到他們發動漸進式創新的身影和效果，在更高發電效率和更優經濟性中尋找著平衡和突破。

漸進式創新之上是更具變革意義的激進式創新，是從0到1的創新。光伏的兩代技術，即20世紀50年代的晶硅發電技術和70年代的薄膜電池技術，首先誕生于歐美等發達國家，只不過李河君當年押注的第二代薄膜技術在效率和成本優勢上始終不如*代晶硅技術，被*代技術反殺，市占率非常低。

當前市場看好的第三代鈣鈦礦技術正在從研發發展到量產過程中，我國企業走在世界*梯隊，鈣鈦礦技術產業化于2022年啟動，國內產能接近35MW。

隨著不斷商業化，鈣鈦礦技術有可能直接顛覆晶硅技術建立起來的光伏產業鏈，鈣鈦礦可以制造出廉價、高效的太陽能涂層，這種涂層可以像報紙一樣從打印機上脫模印制。

始終不能忽略的是，光伏技術迭代和度電成本降低背后的有只“看得見的手”——政策帶來的內需的擴大，為企業提供了規模化生產的機會。

光伏*次周期低谷時，中國于2009年啟動了“金太陽工程”，預計投入100億，對光伏發電的補貼高達50%，但作為中國光伏補貼的1.0版本，在消化部分過剩光伏產能的同時，補貼中存在著不小的漏洞，“騙補”情形嚴重。

美歐“雙反”影響電池組件出口后，2013年中國啟動了更大規模的光伏補貼新政，補貼資金通過電網企業轉付給分布式光伏發電項目單位，“十三五”期間，平均每年光伏補貼資金需求量達到762億元。

國家和地方政府多級提供補貼，以光伏推廣上相當積極的浙江為例，國家提供0.42元/千瓦時的補貼外，浙江省政府再補貼0.1元/千瓦時，杭州市可能再補貼0.1元/千瓦時，甚至杭州蕭山區再補貼0.2元/千瓦時，加在一起接近當時的光伏發電成本。

除了直接補貼外，其他方面也有不小的優惠，比如制定標桿上網電價。所謂“標桿電價”，就是為推進電價市場化改革，國家在經營期電價的基礎上，對新建發電項目實行按區域或省平均成本統一定價的電價政策。

一般地區的煤電上網標桿電價為0.4元/千瓦時左右，而光伏的標桿電價則為0.9元/千瓦時左右。換句話說，光伏電價在并入電網時，不但能夠拿到國家和各級政府的補貼，還可以以較高的價格賣入電網。

2013年-2017年度電補貼和標桿電價(圖源：國家能源局和國家發改委發布文件)

同時，通過“領跑者示范項目”等政策加速光伏領域技術成果向市場應用轉化，促進產業升級。

補貼總會伴隨著一些亂象，但總體來看，政策培育了巨大的需求市場，中國光伏累計裝機量從2012年底的6.5吉瓦迅猛增至2021年底的306吉瓦。全球光伏技術、制造和市場逐漸轉移到中國。

光伏度電成本及各國年新增裝機規模(圖源：中金研究院《創新：不滅的火炬》)

多方合力之下，從2010—2020年中國光伏度電成本大幅下降84%至0.38元/度，而且還有進一步降低的空間，逐步對傳統能源形成替代。

2021年是分布式光伏補貼的最后一年，意味著光伏發電跟煤電等化石能源發電站在了一條商業起跑線上，光伏企業的競爭力將完全依靠成熟的技術突破、大規模產業化，與絞肉機式的成本下移。

結尾

2010年，被稱為全球百位思想者之一的瓦茲拉夫·斯米爾教授，在著作中表示，太陽能發電是一個狂熱者吹噓出來的神話故事，終點只有上帝能抵達。

現在來看，太陽能發電終點仍然很遠，但已是實實在在的變革和產業，而非神話故事。

在產業進化的幾十年中，光伏首富不斷更替，有人黯然離場，有人仍在征途，大大小小的企業在一輪輪大浪淘沙中命運分野，垮臺的垮臺，成長的成長。

這背后，又夾雜著實驗室里的激進式技術創新、企業參與的漸進式技術創新、國家間的能源博弈。

這些不同的線條，勾勒出一副波瀾壯闊的光伏產業進化史。

在光伏進化過程中，大浪淘掉了無數光伏企業和企業家，但企業踩的坑、企業家的得與失不會在跌落后消失，他們積累的技術、人才、行業知識和經驗仍被后來者思之、用之，這讓光伏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漸成為傳統能源的替代者，獲得了永生。

這讓我想起布萊恩·阿瑟寫的《技術的本質》，他認為每種技術都由用來執行基本功能的主集成和一套支持這一集成的次集成構成，這些組成技術的次級技術中又包含著技術，這樣無線遞歸，分解下去都將到達一類不再屬于技術的“現象”或“效應”那里，所以技術是被捕獲并加以利用的現象的集合。

而技術的進化其實是“組合進化”——之前的技術形式被作為現在原創技術的組分，當代的新技術成為建構更新的技術的可能的組分。

慢慢地，最初很簡單的技術發展出越來越多的技術形式，而很復雜的技術往往用很簡單的技術作為其組分。所有技術的集合自力更生地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地成長起來了。

人只是有解決某個問題的需求，很難完全洞穿技術的進化方向。因此，是技術在自己創造自己，自己選擇著進化方向。

光伏企業的漸進式技術突破都是在原有技術上的效率和成本迭代，而三次激進式光伏技術變革還可以往前追溯，比如愛因斯坦的追溯到人類對光的利用，光電效應、硅導電性的發現等。

這些原有的技術不斷進行著組合，技術模塊的增多更是促進了技術迭代速度的加快。

對于光伏來說，其存活和驅動力就是降本增效，如此才能有顛覆傳統能源格局的能力，所以光伏其實也在選擇著那些能強烈推進降本增效這一目的的技術、企業、企業家，決定著誰能進入下一輪搏殺，由此使得押注新技術頗具殘酷性和魔幻性。

當下，能源的大片版圖還握在傳統能源手中，光伏的選擇仍在繼續。

責任編輯： 李穎